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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些碎片化的信息，通过信鸽、快船、骑兵接力，汇聚到海军部。小威廉像下棋一样调配资源：把备用帆布从鹿特丹运到弗利辛恩，命令泽兰的渔船队临时改装成伤员运输船，甚至协调阿姆斯特丹的面包店24小时烤制硬饼干。

    第三天，噩耗传来：扬叔叔所在的“七省号”被击中起火。小威廉手中的铅笔折断，但两小时后，新消息：火被扑灭，扬幸存，还在甲板上画画。

    “他画了什么？”小威廉问信使。

    “好像……是一艘英国船沉没的场面，先生。”

    第四天，荷兰奇迹般获胜。英国损失十七艘船，荷兰只损失四艘。消息传回，全国狂欢。

    扬叔叔带着满身烟灰和几十张素描回到阿姆斯特丹。最震撼的一幅是近距离描绘“皇家亲王号”的沉没：这艘英国旗舰搁浅后被迫投降，荷兰水手正在救援落水的英国船员。

    “我画下了英国舰长被救上我们船时的表情，”扬说，“不是屈辱，是……茫然。就像他不明白怎么会输。”

    小威廉看着素描，突然想到：也许荷兰的胜利不是因为我们更强，而是因为我们更拼命。英国为国王和帝国而战，荷兰为生存和贸易而战。动机的紧迫性，决定了战斗的坚决性。

    但战争是盈亏的反复计算。1666年8月，英国报复。在“圣詹姆斯日海战”中，荷兰遭受重创。德·鲁伊特战术保守，损失二十艘船。

    这次失利暴露了更深的问题：财政枯竭。卢卡斯叔叔参加了阿姆斯特丹银行家的秘密会议。

    “国债利息已经占政府支出四成。”

    “各省为分摊军费争吵不休——就像八十年前一样。”

    “有人提议加征‘战争特别税’，但商人威胁转移资产到汉堡。”

    小威廉听着汇报，想起了祖父账本里的话：“战争是最大的投资失败——投入生命和财富，回报往往只有更多的债务和仇恨。”

    然而，转折点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到来。

    1667年6月，德·鲁伊特策划了一次大胆的突袭：荷兰舰队驶入泰晤士河，溯流而上，攻入英国最重要的海军基地——梅德韦河。目标：摧毁英国舰队，逼其和谈。

    小威廉负责后勤支持。计划疯狂到让所有参谋人员脸色发白：吃水浅的荷兰战舰趁涨潮进入河道，携带特制火船，攻击停泊的英国船只。

    “潮汐窗口只有四小时，”海军气象官报告，“如果退潮前没撤出，就成了瓮中之鳖。”

    “那就别成鳖。”德·鲁伊特简洁地说。

    突袭当晚，小威廉在弗利辛恩的指挥部等待消息。没有现代通讯，只有一连串预设的信号火箭：红色代表成功，绿色代表失败，白色代表……混乱。

    凌晨两点，第一枚红色火箭升起。然后是第二枚、第三枚。海峡对岸的天空被火光映红——不是晚霞，是英国战舰在燃烧。

    消息陆续传来：

    “我们烧毁了‘皇家查尔斯号’！英国旗舰！”

    “俘虏了‘联合号’！正在拖回荷兰！”

    “梅德韦河防线突破，英国海军部大楼在射程内！”

    小威廉闭上眼睛。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：英国将被迫和谈，因为首都已无险可守。荷兰赢得了战争最漂亮的一仗——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这样的胜利。

    《布雷达和约》在1667年7月签署。条款对荷兰有利：保留新阿姆斯特丹以外的殖民地，《航海条例》略有放松，英国赔偿部分损失。

    但小威廉在阅读条约细节时，注意到一条不起眼的条款：“双方同意不在贸易垄断区使用武力强迫当地政权。”——这是对VOC在亚洲行为的间接批评。

    “我们赢了战争，但输了道德高地。”他对卢卡斯叔叔说。

    “政治就是妥协。”卢卡斯回答，“而且，家族信托基金在军工股票上赚了百分之三十。我们可以用这些钱做点好事。”

    “比如？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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