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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传真发过去没两天，大柱的回信就来了。信里没提那两只花骨朵，倒是写了句让六花儿笑喷的话：“花大姐，你那画……比俺画得强。就是太素净了，要是在大馒头上点个红点儿，就跟俺们食堂过年蒸的喜馍一个样了。”

    六花儿捏着信纸，笑得肩膀直抖。这个傻柱子，脑子里除了馒头就是馍。笑着笑着，她忽然想起自己大学时代那些关于“大”字的故事——那时候她对名字有“大”字的人，可是有过一番执念的。

    那得从她上大学那年说起。去学校报到前，她途中路过二姨家。大方已经长成清秀少年了，见她来了，眼睛亮晶晶的，从抽屉最里头掏出个小布包——里面正是当年六花儿送他的那颗彩色石头子，磨得光滑溜的，一看就是经常拿出来摸。

    “六姐，我一直留着。”大方说这话时耳朵尖有点红。

    六花儿心里一暖，拍拍他肩膀：“傻小子，一颗破石头子儿，留着干啥。”话这么说，嘴角却翘得压不住。两人又像小时候那样，凑在一块儿说了半天话。二姨在旁边瞅着，笑眯眯的，眼神里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

    从二姨家出来，六花儿揣着那颗被大方焐热了的石头子还给了大方，心里满意满地去了学校。可一进校门，她就觉出不对劲了。

    那会儿是1976年秋，全是工农兵大学生。全班37人，从22到32岁的都有，男生占了一半。六花儿被敲锣打鼓接到教室时，好家伙，齐刷刷的眼睛全盯过来了——不是看脸，是看她那身蓝布衫下面，怎么也藏不住的凹凸曲线。

    六花儿当时就觉着后背发毛。这些年她虽然试着挺直腰杆了，可被人这么明目张胆地打量，还是浑身不自在。她下意识又想含胸，可转念一想：凭什么？老娘上大学凭的是脑子，又不是凭这两馒头！

    这么一想，她反而把胸脯挺得更高了，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圈。这一扫，就扫到了花名册上两个显眼的名字——洪大勇，黄大河。

    “大”！六花儿眼睛一亮。她名字里没有大字，可从小到大，她就觉得名字里带“大”的人实在，可靠。眼前这两个，一个大勇一个大河，光听名儿就让人觉得有缘分。

    她特意挑了靠窗的位置坐下，斜对面就是洪大勇。那人长得浓眉大眼，个子高高壮壮的，确实配得上“大勇”这俩字。黄大河坐在后排，瘦高个，戴副眼镜，看着文气些。

    开学头一周，六花儿就发现大学跟山里完全不是一回事。这里的姑娘们会讨论布拉吉（连衣裙）的款式，会悄悄抹雪花膏，会扎漂亮的头绳。六花儿听着那些叽叽喳喳的讨论，心里直皱眉：穿那么花哨干啥？能当饭吃？

    她把自己带来的两件衣服摊在床上看——是蓝的灰的，最鲜亮的一件是流行的洗得发白的浅黄军装。二姨临走前塞给她一块的确良布料，粉底带小碎花的，让她做件新衣裳。六花儿当时就推了：“花里胡哨的，像资产阶级小姐。”

    可现在看着宿舍里其他姑娘的花衬衫，她心里又有点不是滋味。那天晚上，她偷偷把的确良布料拿出来，对着镜子比划。布料贴在身上，衬得她皮肤更白了，凹凸的身材在柔软的布料下显出了轮廓。她看着镜子里那个曲线分明的自己，忽然想起生产队那些老婶子的闲话，手一抖，布料滑到了地上。

    “算了。”她弯腰捡起来，塞回箱子最底层，“穿那么扎眼，招人说道。”

    从那天起，六花儿就走上了一条“与众不同”的路。她不跟女生们扎堆讨论打扮，反而往男生堆里凑。打球、辩论、搬书，哪儿需要出力，哪儿就有她。没半个月，全班男生都管她叫“花哥”——说她爽快，讲义气，一点没有那些女生的扭捏劲儿。

    六花儿听着这称呼，心里有点复杂。一方面，她确实觉得跟男生相处更自在，不用费心那些弯弯绕绕的小心思；另一方面，她又隐隐觉得，自己好像又被推到了一个“不像姑娘家”的位置上。

    这种复杂在她遇到马利时达到了顶峰。

    马利是班里长得最俊的男生，皮肤白，眼睛亮，说话温声细气的。可他家成分不好——富农。那时候讲究阶级斗争，这种出身让人心里犯嘀咕。马利自己也清楚，平时总是独来独往，很少跟人深交。

    一次课间，六花儿正埋头抄笔记，马利走过来，默默给她倒了杯热水。暖水瓶上印着红红的双喜字，在简陋的教室里显得格外扎眼。

    “六花儿同学，”马利的声音轻轻的，“你看……”他指着双喜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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